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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当地时间2022年9月19日,英国伦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


文|徐曦白

2022年9月19日,英国为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超过500位各国元首、君主、政要和皇室成员参加了女王的葬礼,这是近几十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领导人聚会,也显示出英女王无与伦比的全球影响力。

作为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伊丽莎白二世在过去的七十年中,见证了大英帝国的解体和君主制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她凭借杰出的人格魅力,赢得了英国民众的广泛爱戴,维护了英国统一,也延续了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立宪政体。现在,王位传到了查尔斯手中,作为新君,他能否为古老的君主立宪制注入新的活力,使它在21世纪继续繁荣下去呢?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前世今生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起源可以追溯至13世纪初。当时的英王约翰在对法战争中丢失了诺曼底领地,引发贵族不满,他们在1215年挟持约翰,强迫他签署《大宪章》,以文字形式重申了国王和封建领主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规定在封建义务之外,国王未经全国同意,不得征收兵役免除税或其他捐助,也不能不经合法审判随意逮捕他人或剥夺他人财产。这确立了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君主也要受到问责并接受法治;二是个人的权利高于君主的意志。虽然《大宪章》随后就被签约双方撕毁,但它成为未来限制王权的重要历史依据。

此后的几个世纪中,王室和代表贵族利益的议会之间一直存在权斗,甚至引发过议会和王室之间的内战。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议会再度废黜国王,迎立新君,并通过《权利法案》,规定国王必须定期召开议会,进行议员选举,不得干涉议会的言论自由和法律制定,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1701年又通过《王位继承法》,确立议会对王位继承者的选择权。这两份文件确定了“主权在议会”的原则,将王权限制在议会之下,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础。至此,英国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结束了长期内乱,开始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之后300多年中,这套制度确保了英国始终保持稳定,所有政治问题都通过和平、渐进的手段解决,再没有出现过政变或内乱。

“光荣革命”后,国王依旧通过“皇家特权”享有不小的权力,如任命内阁大臣、宣战、媾和、特赦和封爵的权力,这些权力在之后的200年中逐渐削弱,从一开始的君主主动指挥大臣行使权力,到后来接受大臣的建议进行决策,再到最后放弃反对权,完全由大臣代行权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君主终于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虚君”,正如梁启超当时所作的观察:“英之有王,不过以为装饰品,无丝毫实权,号为神圣,等于偶像。”

这种“统而不治”,恰恰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精髓,也是它能够存活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分离后,权力归议会,权威归君主。议会通过选举定期更换,君主得以置身于日常政治纷争之外,以更超然的姿态扮演国家象征和礼仪性角色。君主越是远离现实政治,保持中立,其地位越是稳固。相比之下,掌握实权的君主,看似权力多了一些,但只要出现政策失误,就会沦为众矢之的,结局大都是悲剧,以至于今天除了中东一些国家外,绝大部分君主制国家都以英国为模板,行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制。

 

英国君主制的未来

当然,君主制终究是封建时代和世袭特权的产物,与现代的平等观念背道而驰。进入21世纪以来,君主制在英国的支持率持续下滑,也是不争的事实。根据YouGov网站2021年的民调,18到24岁的英国年轻人中有41%的受访者支持民选国家元首。但若因此就认为英国的反君主制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倒又有些夸张了。首先,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度和投票率都很低,脱欧就是最好的例子。年轻人有超过70%不支持脱欧,但是他们不出来投票,以至于事后被批评是自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英国中老年群体对君主制的支持率始终保持在七八成以上的水平,他们才是英国政治的决定性力量。

其次,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并不一定会转化成政治行动。比如今年Ipsos的民调显示,只有24%的受访者支持查尔斯继承王位,高达42%的受访者认为查尔斯应当让位给自己的儿子威廉。但这只是民众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并不会真有人因此发动政变逼迫查尔斯退位。

无论在英国民间还是英国议会,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成气候的共和主义运动。在议会中占有一个席位的绿党曾一度将共和主义写入纲领,但现已移除。工党前领袖科尔宾倒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甚至在参加国事活动时拒唱国歌,只因其中有“天佑女王”的歌词。但成为工党领袖后,他也没有把废除君主制写入工党的竞选纲领。在被问到如何看待王室时,他只委婉地表示王室还需要“改进”。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主要政党将废除君主制列为纲领,这样做的政治风险太大,得不偿失。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6日,英国威尔士,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卡迪夫的圣兰达夫大教堂举行了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的哀悼仪式,随后向公众致意。

 

英国的君主制(或者更具体地说,英格兰的君主制)总体而言仍旧稳固,甚至比几年前更加稳固了。2016年脱欧公投后,英格兰民众暂时没有兴趣再搞一场伤筋动骨的宪政大手术。君主制的废立可不只伤筋动骨,简直是把英国过去300年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推倒重来,更需慎重。在脱欧背后的英格兰民族主义诉求中,君主是英国主权、自主和“光荣孤立”的重要象征,是英国和“英国精神”(Britishness)的人格化体现,受此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民众只会比以往更加热烈地拥护君主制。他们会说,取而代之的民选元首能否更好地维系英国人的国家认同以及英国在全球舞台上的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还是个未知数。与其这样,不如不变,正如英语格言所说,“没有坏就不要去修它。”

英国目前面临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抑制电费、燃气费上涨,降低通胀率,防止出现数百万家庭无法过冬取暖,企业大规模倒闭和经济陷入衰退的状况。这些问题已经够让人焦头烂额了。接下来一段时间,不要说废除君主制,可能连上议院改革的议题都会暂时搁置。

废除君主制确实可以减少政府开支,但数额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可观。疫情期间英国政府对受影响的个人和企业的补贴就高达600亿至700亿英镑,新上任的首相特拉斯的能源限价计划预计花费更是1,000亿英镑起跳。与之相比,英国政府每年向王室拨款的8,260万英镑就如杯水车薪了。改制的费用可能都不止于此,更不用说王室作为英国的“吉祥物”每年还能带来大笔旅游收益。废除君主制的经济账算起来似乎并不划算。不过,糟糕的经济形势很可能使王室的花销受到更多的关注和批评。已有媒体报道,查尔斯三世的加冕仪式将缩减规模,比以往时长更短,花费更少,以传达王室与人民同甘苦的精神。

 

查尔斯与王室改革

对英国君主制的另一个担忧是查尔斯的个人能力和声望。他的民意支持度一直大幅落后于女王,甚至远不及自己的长子威廉和儿媳凯特。不过,根据YouGov的民调,在女王逝世后的一周时间里,英国民众中认为查尔斯能够成为好国王的比例从32%大涨到60%,这反映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查尔斯身为王储时,他总是那个站在女王巨大身影里挨批评的“熊孩子”,公众对他近乎苛责,这一定程度上也源于他与戴安娜那场失败的婚姻。但当他真正成为国王后,民众出于对国家元首形象的维护,态度又宽容了很多,并对他寄予厚望。这对查尔斯自然是利好消息,但是这个政治蜜月期能维持多久,还不得而知。

公众期待的是一位像女王那样集坚韧、克制、勤勉、敬业、优雅等品质于一身,同时保持政治中立,远离争议的君主。在前一点上,查尔斯这周已经两次表现出急躁和不耐烦(一次是因为钢笔漏水,另一次是因为签署文件时随从没有及时移开笔架),与女王的从容仪态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在后一点上,查尔斯在过去几十年中非常乐于在各种争议话题上发声,比如气候变化、转基因和有机农业。他曾经给政府各部长写过几十封信,表达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甚至有介入政治推动特定政策的嫌疑。BBC在2017年曾经制作过一部名为《查尔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的电视电影,其中就虚构了查尔斯即位后因干预立法引发宪政危机的情节,这虽是编剧的大开脑洞,但也的确是基于查尔斯性格的合理假设。2018年,查尔斯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他非常清楚作为国王和作为王储的不同,成为国王后,有些事情就不能再做。上周他宣告继位后,也承认要放弃一些个人兴趣。如何在保持政治中立的情况继续体现作为君主的人文关怀、文化权威和道德权威,这里的尺度拿捏将是查尔斯面临的一大挑战。

即便查尔斯能够管好自己,延续君主的荣誉与威望,他还要面对王室其他成员带来的公关难题。女王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中,依旧饱受王室争议和丑闻的困扰。首先是哈里和梅根夫妇在2020年突然单方面宣布退出王室,不再领取王室补贴,也不再承担王室公务。为此,女王紧急召开王室会议,并罕见地亲自发表关于家庭事务的声明,表示支持孙子与孙媳开启新生活的想法。2021年,梅根在美国的脱口秀节目中直言不讳地批评英国王室制度,声称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情感支持,王室成员中甚至有人对她尚未出生的儿子的肤色说三道四,涉嫌种族主义言论,再次引起了媒体的争相报道和争论。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0日,英国伯克郡,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威尔士王妃凯特·米德尔顿、威尔士王子威廉、萨塞克斯公爵夫妇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在温莎城堡会见公众。

 

更严重的危机来自女王的次子安德鲁王子。2019年,美国女子尤弗里宣称她于2001年被华尔街富商爱泼斯坦贩运给安德鲁,并被他三次性侵犯。安德鲁则矢口否认。尤弗里又于2021年提起民事诉讼,双方最终达成庭外和解。但安德鲁因此事以及他与被判性贩运的罪犯爱泼斯坦之间的朋友关系受到公共舆论的一致批评,王室声誉大受影响。最终,安德鲁的“殿下”(HRH)称谓被停用,军衔被收回,并被取消了所有王室公务。英国下议院也在审读一项法案,要求剥夺安德鲁的约克公爵头衔。

面对这些危机,查尔斯的应对方案之一是“王室精简”。虽然细节还不得而知,但据说已酝酿多时,将会把现有20多位执行公务的王室成员逐渐缩减到个位数,核心成员估计会包括国王查尔斯三世、王后卡米拉,查尔斯的妹妹安妮长公主、弟弟爱德华王子及其夫人,以及王储威廉和他的妻子凯特。这一方面有助于减少政府对王室活动的拨款,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减少王室核心成员的人数来降低出现丑闻的概率,与欧洲其他王室的改革方向有相似之处。

 

苏格兰独立运动

在英格兰之外,王室最关切的大概是近年来独立呼声高涨的苏格兰。严格来说,苏格兰独立运动和苏格兰共和主义运动并没有太大交集。目前在苏格兰地区执政的苏格兰国民党(SNP)以追求独立为宗旨,但承诺苏格兰独立后维持君主制不变,也就是退回到1707年苏英合并前的“两个国家、一位君主”状态。不过,这个承诺只是建立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尚在位的现实之上的。

女王本人与苏格兰的关系确实非常紧密。她的母亲出身苏格兰贵族,是第14代斯特拉斯莫尔与金霍恩伯爵的女儿。位于苏格兰东北部的巴尔默勒尔城堡是女王的避暑夏宫,也是她最喜欢的住所。女王几乎每年夏天都住在这里,9月8日她也是在这里辞世的。终其一生,女王都表现出了对苏格兰的真诚热爱,苏格兰人对此也报之桃李。这种关系成为维系苏格兰与英格兰统一的重要情感纽带。

相比之下,查尔斯与苏格兰的关系就相对疏远,尽管他也会依照惯例穿着苏格兰传统服饰,但他较少来苏格兰居住,他选定的庄园大都在英格兰南部,个人做派也更像英格兰乡绅。和英格兰的情况一样,他在苏格兰的民调支持率也远远低于女王。查尔斯即位后如果没有果断的举措维持王室的权威,苏格兰对联合王国的认同感会继续下降,独立运动和共和主义运动都会抬头。目前英国中央政府已经明确拒绝了在苏格兰进行二次公投的要求,亦不会承认任何私下举行的公投结果。但假设未来真的进行了第二次独立公投并获得通过,那么国体问题可能就会提上议事日程,成为潜在的公投议题。到时,苏格兰人将不得不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做出选择。君主制在苏格兰的支持率本就比英格兰更低,以现在的民调数字来看,结果并不十分乐观。

 

走向共和的英联邦王国

如果说英国国内的君主制废立尚是“远虑”,那么英联邦王国的共和主义运动就是实实在在的“近忧”了。英联邦目前有54个成员国,大多数是英国前殖民地,其中仍有14个国家奉英国君主为国家元首。这14国也被称作英联邦王国,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牙买加、巴哈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图瓦卢、所罗门群岛、格林纳达等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以划为一类,它们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为主的国家,和英国同文同种,在英治时期发展良好,国民对英国还保有某种母国情结,这里的共和主义的主要理由是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而非对王室或者英国过往统治的不满。其中澳大利亚的共和主义最盛,曾在1999年进行过废除君主制的公投,目前执政的工党也以共和为纲领之一。女王逝世后,共和议题将再次进入快车道。新西兰和加拿大的共和主义运动较弱,但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近期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虽然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变动,但是她估计有生之年也会看到新西兰成为共和国。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1日,澳大利亚堪培拉,在国王查尔斯三世宣布就职仪式上,军人列队行进。

 

对剩下的国家,特别是加勒比岛国而言,情况完全不同。这些国家数百年前曾是跨大西洋奴隶贩运的基地,居民大都是非裔奴隶的后代,饱受英帝国主义的侵害。这里的共和主义充满了对英国殖民主义罪恶的控诉和要求为奴隶赔偿的呼吁,而王室也自然成为殖民罪恶的象征。巴巴多斯已于2021年11月30日宣布改制为共和国,即便以女王巨大的影响力,也没能够阻拦成功。可以肯定的是,在查尔斯时代会有更多的加勒比国家迈入共和国的行列,其中条件较成熟的包括牙买加、巴哈马以及安提瓜和巴布达。多数英国民众对此并不关心,毕竟不是自己国家的内政。走向共和,本就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而且早该发生了。英国如果能够做到正视殖民历史,和平而有尊严地退出就已难能可贵了。

 

任重道远

121年前的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在执政63年后逝世。和伊丽莎白二世一样,维多利亚女王也是深受英国国民爱戴的君主,她的儿子爱德华七世和查尔斯的境遇颇为类似,在做了整整60年的储君后才于古稀之年继承王位,接手的同样是正在发生巨变的英国社会。他们二人又都没有各自母亲那样崇高的威望和影响力。然而爱德华七世在短短九年的在位时间中,成就依然超出了当时人们的预期。查尔斯同样有机会成为成功的君主,毕竟他也有70年的王储历练。现在就要看他能否继承前辈们的智慧,重新激发君主制的活力,维护国家统一,妥善解决与前殖民地之间的关系,重塑英联邦,并尽可能维持英国在全球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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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曦白

徐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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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民主化和政治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关注英国和欧洲政治的变迁。此前曾在北京大学、帝国理工大学、剑桥大学等校就读,翻译作品包括《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和《瓶颈:新的机会平等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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