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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9日,英国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标志着一个全球性的历史时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许纪霖邀请上海政法学院的青年学者郑非与牛津大学博士候选人徐曦白围绕这一事件,探讨女王国葬背后的英国政治与文化。

文|许纪霖、徐曦白、郑非

 

‍主持人:在欧洲有一种说法: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他的肉身,另外一个是精神的身体,而精神的身体恰恰代表了英国。英国作为全世界最老牌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英国女王不仅仅代表着她的个人,也代表着英国乃至大英帝国的国家与帝国的象征。

 

我就想起了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当然,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并非国葬,而是享有准国葬规格的贵族葬礼。王妃的葬礼更加伤感,也更具有艺术性。当时的首相托尼·布莱尔朗读了哥林多前书第13章,英国广播公司合唱团演唱了朱塞佩·威尔第的《安魂曲》,戴安娜的朋友埃尔顿·约翰为英国玫瑰重新谱曲了《风中之烛1997》,整个仪式充满了悲伤的格调。反观这次女王的葬礼仪式则庄重得多,完全是两个风格。戴安娜的葬礼更具有一种贵族性,但女王的葬礼代表了最高的、至尊的王家风范。

 

徐曦白:如果将女王的国葬和戴安娜的葬礼相比,英国民众在气氛和情感上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在戴安娜的葬礼上,民众感到尤为悲伤,因为她的离世非常意外,并且是在巴黎的交通事故中去世,很多人对此无法接受。也有许多民众觉得她在王家受了委屈,包括她和查尔斯王子离婚;在她去世后,王室对于民众的悲痛又没有做出足够的回应。所以当时参加葬礼的民众,其实是带着特别强烈的悲伤和愤怒,甚至还有对王室的一些不满。这次国葬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英国人满脸笑容,情绪相对放松,因为他们觉得女王的一生非常圆满。从她出生到1952年继承王位,再到她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包括她最后没有经历特别大的痛苦安详离世,她的人生很圆满。所以很多英国人带着类似中国喜丧的感觉:我们不仅是来哀悼女王,也是要庆祝她这一生的成就,两次葬礼的气氛是截然不同的。

 

另一个区别是,虽然戴安娜的葬礼不是国葬,但其实是比照国葬标准举行的。因为当时没有人预料到戴安娜会去世,而英国王家此前一直在演练的,其实是女王的母亲的葬礼,最后就按照演练的规格来举行了葬礼。另外戴安娜葬礼上请来的不是各国元首,而是很多跟戴安娜有交际的时尚人士和流行音乐界人士。此外,因为戴安娜当时已经不能算是王室成员,所以她的灵柩没有放在白金汉宫。

 

主持人:我也注意到了两次葬礼之间的一些区别。首先是送葬民众的年龄区别,为女王送葬的英国民众多是中年或以上。而为安娜王妃送葬的民众则以中青年为主。第二是心情不一样,在运送女王的灵柩的过程中,沿途的民众都在鼓掌,他们觉得女王这一生还是比较圆满的,这也是对女王所经历的这段英国历史的肯定。与其说他们是在和女王告别,不如说是在和女王所代表的这段英国70年的历史告别。

 

两次葬礼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风格,都造成了世界性的影响。在我看来,仪式背后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民众对一个国家的认同感是通过仪式得以强化的。仪式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对国家的认同感恰恰是通过周期性的仪式,比如说国庆、女王生日、王子结婚,国王去世等重大的仪式来得以强化的。这一次,英国又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它身上。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主持人:许多人对英国至今还保存着君主立宪制感到好奇。虽然英国是近代宪政国家最早的发源地,但它依然保留了虚君共和制。事实上,女王在位期间,民众对于“英国是继续保持君主制还是改成共和制”这一问题存在分歧。在英国,据统计有30-40%的年轻人觉得应该改为共和制。那么,大部分英国民众为什么会接受君主制的存在呢?

 

郑非: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先提出另一个问题:英国是不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刚才许老师说英国是君主立宪也是虚君共和,但君主立宪制与虚君共和制并不相同。君主立宪原本的含义,是君主依宪而治。君主仍然掌握强大的行政权力,他有外交上与人事上的任命权,对政府人士有着极大的影响,甚至能干预立法。但是君主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要受到宪法的限制。君主立宪制的原意更像是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威廉皇帝跟国会之间的关系:具有强大的行政权力,有一个辅佐他的国会。但现在英国的制度,所谓的虚君共和,其实已经跟原本的君主立宪制有了很大的偏离。

 

我觉得英国王室之所以能保存到现在,跟它放弃君主立宪制有很大的关系。它放弃了强大的行政权力,把权力局限在一个比较模糊的定位上面,正因为它主动从这个角色上后退,英国的君主制才得以保持。当然也有某种质疑,既然英国的君主已经是虚君了,那为什么还要保留君主?对于这个问题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这是传统。英国人比较重传统,所以要保存这一制度。第二种解释是,这是酬功,因为英国王室主动从君主立宪制后退了一步,为了欣赏这种让步,我们进行某种契约式的交换,用王室的长久来交换权力让渡。第三种解释是,因为英国的君主没有君主权力,它的模糊性使得王室具有保存价值。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9日,英国温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灵柩的送葬队伍沿着长路到达温莎城堡,在圣乔治教堂举行下葬仪式。

 

徐曦白:如果我们追溯君主立宪这个词的源头,会发现它差不多是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才产生的。如果按照当代政治学的政体分类去划分,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君主立宪”。一种是刚才郑老师提到的,二元制的君主制,由君主和底下的行政机关共同管理,例如明治时期的日本,以及19世纪末的德国,这些国家的君主保持了非常大的行政权力,甚至有立法权力。

 

第二种则接近于英国的情况:君主已经完全没有立法和行政权力。但这种情况也是经过演变形成的,在传统上我们认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主要原则是在1688年-1689年光荣革命期间确立的,当时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但英国的《权利法案》,和美国与法国的《权利法案》不同,美、法的《权利法案》规定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而英国的权利法案则规定了议会和君主之间的权力分配,包括王室不能干预法律的制定,必须定期召开议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以随便干涉或逮捕普通民众,没有经过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等等。此外,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进一步规定:谁来继承王位,不是由王室完全决定的,也不是靠世袭血统决定的。因为在光荣革命时期,在一众王室后裔中,威廉和玛丽并不是血缘关系最近的继承者。所以《王位继承法》确定了议会有权决定由谁来继承王位、以什么样的条件继承王位。我们通常认为1689年和1701年这两部法案,基本确立了英国君主立宪的框架。

 

但是,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国王依然有着很大的权力,也就是所谓的王家特权,例如他可以去任命内阁大臣,然后通过任命内阁大臣的形式,来操纵议会的立法日程。再比如向其他国家宣战、媾和的权力,还有赦免或封爵的权力。这些权力在18世纪和19世纪逐渐缩小,从一开始由君主主动指定内阁大臣来行使,到最终,国王放弃了反对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大臣提出的建议,并批准相关的法案。所以,一开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其他国家的二元君主制存在一定相似性。但是,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晚期,英国基本上形成了所谓的“虚君共和”,王室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象征。“虚君共和”这个词也是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时期观察了英国君主后发明出来的,英文中并没有这种提法。梁启超意在强调英国的君主没有任何实权,跟日本、德国的君主都不一样。

 

许纪霖:我在想,英国保留虚君共和至少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在于,国家是要有肉身的,要有具体的人代表国家。在英国国家被国王人格化了,民众对国家的忠诚体现在对国王的忠诚上。这点和美国与法国不一样。法国大革命以后,由谁来代表国家意志(general will)?国民议会虽然代表了国家意志,但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格。由于议会的存在,法国总统也不能完全代表国家。在美国,宪法是美国的国家权威的象征,而在权力上,实行的是三权分立,但在英国,国家的象征非常明确,就是国王或女王,这使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可以落到实处。但王室没有实权,只有权威。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说过,权威和权力是不一样的,欧洲的传统,从古罗马开始,二者就是分离的,古罗马帝国的权威在元老院,权力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执政官。今天的英国,国家的权威是国王或者女王,行政权力归于议会以及首相为首的执政党内阁。

 

女王作为国家权威的象征,是超越党派政治的,奉行行政中立。权力属于政府,但权威归属于国家。国家和政府是分离的,国家超越了具体的党派政治。议会辩论也有相关的规矩,辩论者发言说话、陈述的方式不是冲着对方,而是向女王,向一个第三者陈述,因而避免了过分的言辞冲突。即使你是执政的首相,哪怕是丘吉尔、撒切尔夫人,只有权力,没有权威,首相之上,依然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存在。国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也只是权力危机,国家的权威不会动摇。执政党的权力会犯错,这很简单,通过选举换一个首相或执政党便是,但国王作为虚君,国家的权威坚如磐石。

 

虽然女王是虚君,其实也未必完全是虚。你们是否注意到葬礼上的这一现象:王室成员,除了已经失去王室身份的安德鲁和哈里,其余包括查尔斯、威廉、安妮在内,都穿着王家海军或者空军制服,灵柩由王家卫队、王家海军和王家空军前后簇拥。这意味着,军队属于国家、他们所效忠的,不是政府,而是女王所代表的国家。作为虚君的国王,在行政权力上一无所有,但在名义上拥有国家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在政治上保持了300多年的长治久安,就与这套权威与权力分离的建制有关。

 

徐曦白:如果把视角放得更大一点,回到16-17世纪的欧洲,我们会发现各国都很不稳定,经常发生对于王权的争夺。比如英国内战,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和议会打仗,最后被处决;再比如13世纪发生的玫瑰战争,抢夺权力的双方都是金雀花王朝的后代,结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不稳定。在1689年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后,英国的政治就此稳定下来了。经过300多年,英国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次严重的宪政危机,也没有经历过政变或者是军队掌权,可以说是欧洲最稳定的国家。很多人也把这种政治稳定归功于君主立宪制。在君主和议会之间进行权力分割,做出明确的规定后,我们就各司其职。君主作为国家代表,主要行使象征性的意义,由议会来行使实际的政治权力。

查理一世骑马图:英王查理一世身着盔甲,自豪地向前凝望着。

 

很多人认为,英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通过建立君主立宪制,找到了一个适合本国的、非常稳定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很多支持君主制的人会说,这套制度行之有效,并且保证了英国政治的稳定,没有必要去修改它。如果英国也改成总统制,过几年就换一位,英国民众会觉得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能否代表我们国家,还是保留我们更熟悉的君主,他们接受王室的教育,各方面的品格都是符合我们国人预期的。保留王室也能更加带来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国家的政治是有好处的。

 

大英帝国的存在与虚君制有何关系

 

主持人:在这次国葬上,来悼念英国女王的不只是英国国民,还有来自各个不同的民族、宗教、国家地区的人们。女王似乎不仅仅是英国的国家象征,还是很多原来的英联邦国家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这也涉及到了帝国的历史,郑非老师能否给我们谈一谈英帝国和现在的虚君共和之间的关系?

 

郑非:刚才两位老师都提到英国王室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与权力和权威的分离有很大关系。但英国不仅仅是一个王国,它也是一个帝国。伊丽莎白女王在名义上统治的国家并不是小英国,而是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英国王室之所以能够延续到今,跟王室制度在整个帝国中发挥的作用也有明显的关系。如果我们谈小英国,英伦三岛这个国家的话,它其实不适合创建一个帝国。它的政体和国体是不相称的:它的政体虽然号称是君主立宪制,但它实质上是议会民主制,议会掌握全部权力,议会可以对一切立法。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各自的议会,都有各自的责任政府。那么英国议会跟这些国家的议会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如果是上下级关系的话,英国的议会里面没有这些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为什么要服从英国?如果是伙伴关系,那么英国与它们的合作机构、制度架构在哪里?现在的情况是,英国与这些国家之间既没有一个帝国总议会,也没有一个联邦的行政机构。

 

换句话说,英国要怎样把这个国家结合在一起?英国采取的办法就是模糊处理。帝国的结合,不是靠有形的政治制度,而是靠无形的方式,比方说情感上的结合,通过商业利益,通过血缘关系,还有靠制度的模糊性。包括名义上还有个国王,这个国王可以看成是天下共主,通过共主体制来构建一个国家。像美国各州之间能够保持平衡,也是依靠着两个大的平衡机构,一个是总统,另外一个是最高法院。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之间的平衡机构,其实就是英国的王室。这个王室的权力很小,但又比较模糊。因为英国国王对他的权力的退让是实质意义上的,并不是名义上的。如果按照英国当初的法案,这个国王仍然是一个实权国王,可是他又在逐渐的实践中间将自己的权力让渡出去了。这样一个王室制度正好能够维持整个帝国的平衡,使各个地方之间不至于因为法理问题相互斗争。所以王室的存在对于帝国的维系是有正面意义的。这也成为了保留英国王室制度的一个原因,王室成为了英联邦国家的中间维护机构与象征。这也是为什么在2018年,英联邦国家的元首们在会议上承认查尔斯三世仍然会是英联邦国家的天然元首。

当地时间2022年9月9日,新西兰惠灵顿,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议会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写吊唁簿。

 

主持人:在这个意义上,英联邦国家好像比欧盟还团结,感情还更好,因为欧盟缺少一个平衡机构,更缺少一个人格化的欧盟象征。我特别好奇,今天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对女王的认同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他们对女王,并不是一个国家认同,而是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历史共同体的认同。从政治意义上来说,英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了;但从历史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它依然是一个共同体。或许,在帝国这个政治实体背后,有着更强大的文化和历史的共同感、归属感,形成一种凝聚力。从这点而言,女王又不是可有可无的。她恰恰扮演了一个可溯源的角色,但她又不威胁到任何国家的实体或主权,是一个不在场的家长。

 

徐曦白:殖民地的人民如何看待原来的殖民者,跟殖民地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关系。一些原来殖民者治理得比较好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恋殖,也就是依恋殖民者的情结。但如果殖民者治理得不好,或者在传统上对它的剥削、压榨比较严重,情况就完全不同。例如在加勒比的岛国或者是非洲的一些国家,很多人会把女王当成坏家长,会觉得我们总算把她踢出去了,我们要彻底独立。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就属于治理得比较好的地方;同时它们又都是以盎格鲁萨克逊移民为主体的国家,主体民族跟英国没有太大区别。相较于非同族殖民地,上述国家和英国无论是在宗教、文化、经济往来等各个方面的联系都更为紧密。因此他们对王室在文化上的情感也更深一些。在整个英联邦国家中,这几个国家废除王室声音也相对较小。作为对比,加勒比的一些国家废除王室的呼声很大,他们处在推行去殖民化的过程中,也更希望脱离英国王室,让英国君主不再成为它们的国家元首。

 

主持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英国的这种共同的历史文化感是真实存在的;而对于加勒比海地区的民众而言,无论从血缘还是文化上来说,他们面临的英国殖民者都是一个外来的他者,历史上是具有某种“宰制性”的外来统治者。但我也注意到一个反例,在读伊丽莎白二世的女王传记时,我注意到女王生前和南非曼德拉的私人关系非常好。虽然曼德拉是反抗白人统治的国家英雄,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女王非常尊重,或许这其中也存在某种复杂的情感。

 

英国和法国的殖民统治就非常不同。法国的殖民统治和法国的大革命观念有关,它要造就一个公共意志。法国人往往试图把他所统治的地方和民众,进行从制度到观念的大改造。因为法国人觉得他们代表了全球最好的文明,负有一种改造的使命。作为对比,英国只改造了殖民地的政治和法律结构,培植了一批精英,但它可以容许殖民地保存下层习俗的原初性。这种看似脆弱的二元结构反而更有韧劲。这种“习惯法”尊重已有的习俗秩序,可以适合各个不同的宗教、文化、民族。当然,我们并不是鼓吹殖民统治,殖民统治本身有其罪恶性;但从殖民统治的成功而言,英国的二元结构是要比法国的“大一统”更为高明。

 

郑非:英国使用了某种模糊性和非正式性来维系它的帝国。但它同时也实施了带有歧视性的社会隔离,来避免主体族群与主体社会被那些“涌入帝国的群体”破坏。这种非正式性和社会隔离的统治方式,导致了统治的低成本。作为对比,法国希望完全实施自己的国家权力,这产生了极大的行政开销,包括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的成本也非常高。此外,如果帝国的其他群体来到法国本土,也会对法国的主体社会造成冲击。如果主体社会想容纳、同化他们,就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也是英帝国为什么比法帝国更为长寿的根本原因。另一个重点是,英国的制度具有很强的模糊性,不像法国那么讲究法理。在某种程度上,王室权力的模糊性保证了英帝国的模糊性。包括英国国王在具体政策和行动方面,或许对英帝国的治理并不那么重要,王室存在的主要意义还是为英帝国的制度完整与合法性提供了一个法理上的出口。

 

主持人:英帝国建构了一套政治和法律的上层结构。这套制度在整个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里是基本一致的。这套制度背后还存在着一个人格,原来英国殖民地的上层精英有一个具体的效忠对象,这就是大英帝国的国王或女王。由此发散出去,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国家的人格化。对国家的人格化是一直是存在批评意见的,但如果我们将国家人格化的主体在权力层次上掏空,那么他/她就会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权威。通过将国家权威以人格符号化,政治制度反而变得更为稳定,许多议会制民主国家还要选举产生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总统,也是这个道理。

 

徐曦白: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是把国家权威人格化,也是把国家代表的某种道德人格化,形成了所谓的英国精神。英国人,包括英联邦国家的人民,之所以非常支持英国女王,是因为他们认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很好地体现了他们心中的英国精神:性格坚韧克制,情感不外露,工作勤勉敬业,还具有极好的道德操守。英国人追求的这套道德典范,在女王身上实现了人格化,从而实现了道德权威。这也是它能够很好地维系整个英国乃至英联邦的一个重要因素。

 

女王执政所经历的几次重点事件

 

主持人:我很赞同曦白的观点。女王个人与她代表的国家精神也是高度吻合的。如果我们回顾女王过去70年来的事迹,也能看到女王的不易。她能深受大家爱戴,也绝非偶然。包括她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培养,为她日后的接班做好了准备。在接班后,她遇到的第一任首相是丘吉尔,她很愿意向丘吉尔请教,丘吉尔也向女王传递了很多治理国家的智慧。女王对丘吉尔一直怀有情感,丘吉尔在世时,她曾提出破例授予他公爵,丘吉尔最后谢绝接受。在丘吉尔过世后,女王为他破例举行了盛大的国葬。女王一路过来,有很多吉人带路;她低调的行事风格,也符合她的身份。但在她的一生中,女王也经常为王室的家事而焦虑。过去的王室是非常保守的,英国圣公会国教是非常保守的宗教。举例而言,王室成员不能娶离过婚的妻子,也不能嫁给离婚的男人。但在进入了现代社会后,王室成员纷纷表现出年轻人渴望自由恋爱的激情,女王也时常为此烦恼。

 

但值得注意的是,女王是与时俱进的。之前提到的戴安娜王妃的去世,对于王室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女王过去处理危机的方式是“淡漠的理性”,一旦发现不行的时候,她立即调整立场,变为与民众“共情”。发表讲话肯定了戴安娜的功绩和人格还特别强调,自己是以女王兼祖母的身份发言,这打动了很多人。戴安娜的灵柩在通过白金汉宫时,女王破例向戴安娜的灵柩微微鞠躬。这些做法都显现出了女王与时俱进的灵活一面。

当地时间1997年9月5日,在英国伦敦肯辛顿宫,威尔士亲王、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向威尔士王妃戴安娜致敬。

 

徐曦白:我想接着这个话题,谈谈女王是如何和卡米拉共处的。从之后公布出来的资料来看,女王对卡米拉最初的看法是非常负面的,有的媒体甚至报道说女王认为卡米拉破坏了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姻,不接受卡米拉。但在过去20年中,她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改变,从一开始不见卡米拉,到后来同意见她;从不允许她跟查尔斯结婚,到最后答应;从不去参加正式的结婚仪式,到参加了之后的祝福典礼;从表示不能授予卡米拉王妃称号,到最终同意在查尔斯继位后授予卡米拉王后称号。这解决了查尔斯的一大难题。所以女王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也逐渐从整体的国家利益出发,改变了很多原有的个人看法。这对于一个已经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来说,是挺不容易的。

 

郑非:谈到王室的与时俱进,女王和曼德拉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女王能够在七八十年代关注曼德拉相关的事件,然后在英联邦国家里对南非施压,到最后南非退出英联邦,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从历史关系上来看,南非和英国在布尔战争时期斗得很厉害,但是史末资跟英国王室的关系却非常好。在二战时期,史末资甚至被视作丘吉尔的接班人,对此丘吉尔和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都心知肚明,并且是同意的。结果到了七八十年代,女王身为一个传统上的大家长,居然决定支持当时身为左派的曼德拉,包括去跟南非人施压,在我心中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主持人:我最敬佩女王的一点,是女王不仅具有冷冰冰的国家和王室理性,她也非常懂得如何和民众建立亲近感,如何对民众抱有同理心和情感。过去女王觉得自己作为国家的象征,不应该表露自己的情感;但在戴安娜事件后,女王意识到自己要成为人民的女王,必须要到民众中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这样才能感染人民。从这点而言,女王的精神身体,保持了国家理性,但她的肉身成为了人民的女王,具有普通人的共情与同情能力。

 

徐曦白:我认为女王很好地保留了作为国家元首的威严感,也保持了一种神秘感。她不像查尔斯那样,几乎所有的私生活都暴露在公众或者小报记者的眼中,女王保持了神秘感。同时女王也做到了对人民的共情,包括她在晚期展现出了一种非常慈祥的祖母形象。在近十几年,英国政治经济不太稳定的情况下,女王扮演了一个人民可以依赖的主心骨形象。每年圣诞节的女王讲话也对大家起到了鼓舞作用。她很好地把这几点结合在一起,拿捏的尺度也非常好,我想这也是她为什么受到英国人民广泛爱戴的重要原因。查尔斯和之后的王室还需要很多的学习与改进才能做到这一点。

 

虚君的未来

 

主持人:我想谈谈新上任的查尔斯。这位新国王在办公时表现出的不耐烦引发了很大议论,如果他对民众也如此冷漠高傲,那么他恐怕难以代表英国的国家精神。特别是英国年轻人中本来就存在希望变为共和制的声音,如果查尔斯表现得太差,或许会对虚君共和制构成威胁。不知道你们对此怎么看?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0日,英国伦敦,在圣詹姆斯宫举行的登基会议上,查尔斯三世国王正式宣誓登基成为君主。

 

徐曦白:虽然年轻人当中主张共和的比例可能接近30%~40%,但从现在的形势来看,虚君共和制还比较稳固。其中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度和投票率都很低。比如在2016年脱欧公投当中,约70%的年轻人都赞成英国留在欧盟,但他们没有出来投票。脱欧通过后,很多人就批评说年轻人不出来投票,真是自作自受。尽管主张共和制的年轻人的民调数字很高,但他们作为一个政治力量,是基本上不参与政治的。

 

其次,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并不一定会转化成政治行动。如果现在去做民调,可能有超过40%的民众认为查尔斯不应该继位,应该让位给儿子威廉。大家可能是这么想的,但并不会真有人因此发动政变逼迫查尔斯退位。虽然民调数字很高,但在英国民间和议会中,目前还没有形成具有威胁性的、属于共和主义的力量,所以我觉得暂时还不用担心。

 

郑非:我想分享一件2018年英联邦国家会议中的趣事。在此之前我先对英联邦王国和英联邦做一个区分。英联邦王国大约有15个国家,它们是在宪法上规定,英国的君主就是它们的君主,它们也都是英联邦的成员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由50多个国家构成的英联邦。但英国的君主不会自动成为这个大英联邦的首脑,确立这个首脑需要所有国家的同意。在2018年的英联邦国家会议中,它们承认了查尔斯王子将作为英联邦国家的天然元首。但却没有决定在查尔斯之后谁来当英联邦国家的元首,也表示不一定要恪守继承制。因此我个人觉得,对英国王室最大的限制或许不一定来自于国内政治,而是来自于国际政治。‍

 

投稿邮箱:gongsl@thepaper.cn本文责编:龚思量。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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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曦白

徐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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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民主化和政治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同时关注英国和欧洲政治的变迁。此前曾在北京大学、帝国理工大学、剑桥大学等校就读,翻译作品包括《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和《瓶颈:新的机会平等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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